徜徉心海

     家乐福事件，奥运火炬传递事件，四川地震事件的发生在吸引着全球目光的同时也掀起了一场讨论民族主义的热潮。

民族主义是西方随着民族国家出现而产生，在近代从西方传到中国的社会思潮。中国民族主义是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主,民生)诞生的. 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起着重大作用，特别是当中国遭到外族入侵，民族生存遭遇危机的时候。“五四运动”起因于青年学生反对列强瓜分中国，反对巴黎和会的不公正条约的民族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论在抗日战争期间还是在内战期间，都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但是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民族主义的地位和价值却因为很多人为原因变得暧昧。

目前，西方媒体占据着国际舆论的主导地位，其他国家的声音还很弱。在这个阵地上，由于西方媒体的不断鼓噪，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贬义词。 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新闻报道时西方媒体的许多报道貌似客观，好像是在叙述事情经过，但在某处加上一个“民族主义”的修饰词，只轻轻一点，指出这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使我们的人道主义精神，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等核心利益的正义行为变了味儿。比如说这次中国的抗震救灾，西方媒体正面评价不少，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因为西方没有想到中国会这样做。按照西方对中国的思维定势，中国政府的动员组织力量比较强，他们是能够想到的，但这一次的反应这么快，组织得那么好。但是我不认为这会彻底改变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因为，有些变化很可能并不是西方所期待的，这样的变化增多反而可能会让一些西方人感到更加担忧，更加难以理解中国。这些难以理解很有可能被西方媒体通过曲解民族主义的实质来对中国进行新攻击。

同样的，在国内我们也应该正确地认识民族主义，防止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劫持”中国。比如抵制家乐福事件。我们反对西藏独立，我们为在西藏发生的暴力和破坏敢到痛心，我们希望奥运圣火的传递能够顺利进行，但是法国某媒体却歪曲了事情的真相，奥运圣火在法国巴黎传递遭到了袭击，这些都引起人们的不愉快，我们需要表达自己的爱国情绪。但是不妥的是我们选择抵制法国货，尤其是抵制家乐福来表达爱国，甚至一些人在家乐福超市门前阻止顾客进去购物，用照相机、摄影机拍摄顾客，阻止和威胁他们，这已经是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权利的违法行为。而且也恰恰因为这样我们的爱国情绪的确变得狭隘，变得极端了。我认为这一次的的群情激奋真的是一种误导，很多人得到的消息都是在网上流传的，说家乐富的大股东支持西藏独立，但是却没有人在愤怒之前去求证是否属实就盲从大众引发了那么大的波动，其实到最后伤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2008年以来因为很多事情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一直不断高涨，尤其是在一些国际事件中我们更容易以极端，盲目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切事实都在提醒我们培养理智的，正确的民主主义意识刻不容缓。

对于民族主义的问题我想前面的引文已经论述得足够深刻，我也就不再多做肤浅的论谈了，引文中说到民族主义只与传统文化相关这倒让我有了些感慨，所以写了下面这篇文章---

                          继  承

“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年代久远下来，使我们多数人丧失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借情绪和直觉反应，而不再不能思考．一切行为价值都是酱缸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　．因此，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少会进一步的了解分析．”大家都知道柏杨用“酱缸文化”来指称中国传统文化，他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指出中国至今存在的问题，他用犀利的文笔将其指出并希望国人能够警醒并改正，但是从过去的丑陋到现在的尊严柏杨所指的国人病症并没有消失还像顽疾一样存在，甚至可能迸发出新的病症。

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了刻板和中庸，觉得这是一种内涵和庄重的表现。所以很多中国人看不惯张扬的人不论他是言论的张扬或者是外在的张扬。因为我们身处在酱缸，对于我们而言最大的世界就是酱缸的大小，我们被困在酱缸里看到的想到的也就只有酱缸的一切，更有可悲者只能看见酱缸的一角。渐渐的我们也就习惯了在酱缸中相互打斗，相互践踏--践踏另类的，也践踏弱小的。我们能够容忍的只有那些一直默默的，识时务的，懂得趋炎附势，懂得说我们想听什么的同类。

所以以前我们喜欢阿Q，而现在我们知道：所谓长大，就是你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所谓成熟，就是你知道后故意说不知道。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就文化底蕴而言中国无愧于大国。但是我一直觉得中国是一个缺少开放，缺少幽默滋润的国家。

佛学家净空法师在传扬佛教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强大依赖的不是军队，而是文化。要想彻底的摧毁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就只能是摧毁它的文化。而中国是唯一一个丢弃自己文化的国家。”我想也正是这种缺失让我们不能拥有真正的自信，甚至是变得自卑。一个自卑的人连维持自尊都成问题，哪来的幽默。

的确我们是有着五千年的历史，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从这五千年里继承了什么？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象征孝道的祠堂，推翻了象征师道的孔庙，这真的是一种进步么？旧的是倒了但是我们又建立了什么新的呢？越来越多的自由让我们只记得去争取自己的利益，争取更多的享受，却忘记了赡养父母是我们与生的责任；越来越多的平等让我们忘记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古训，尊敬师长，成了一个空号。不过如果硬要说我们继承了些什么，我想我们还是有所继承的：

面子问题作为中国劣根性之一已经算是老生常谈了。因为爱面子，所以虚荣。这点上我们中国人可没少吃亏，小到暴发户打肿脸充胖子，大到国家的各种“形象工程”例子多不胜数。记得老师就给我们举过一个例子说是北方某城镇为了给来考察的高层领导留下好印象就在大冬天里买来绿油漆浇在草坪上，营造一种春天特有的生机景象。也难怪李敖谈到面子问题的时候会说，笨人的可怕之处不在于他笨，而在其自作聪明。

面子问题除了让我们学会了自作聪明外，还让我们的自以为是膨胀到一定程度。这一点柏杨先生在《丑》里给我们举了个极好的例子：“---民主政治的

精义是‘我不例外’：大家不准闯红灯，我自己也不闯；大家不随地吐痰，我自己就绝不吐一口；人人赞成法制，我就不能要求特权。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坏它。可是这玩意一到可中国，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对闯红灯，只是反对别人闯，我自己可以闯那么一闯；我反对随地吐痰，只是反对别人吐，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赞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我赞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我自己聪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种拘束也。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岂不有失面子，活着还有啥劲？”。

那实际面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估计连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没有办法说清楚，尽管我们常常被告知“人活着就不能输了面子”。但我们最终还是没有确切的知道我们不能输的那个叫“面子”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想其实我们不能输的是一种用自负掩饰下的自卑的真相亦或一种可怜的自尊。因为没实力，所以我们输不起。

狭隘。我想对于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用狭隘是不太合乎常情的，但是它却真实的存在。大家都知道2008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群民激奋的情况不在少数。其实当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发生的事情的确足以让我们生气，但是却不至于愤怒或者激奋。拿CNN的对华不实言论举例，其实当我们将整件事情连贯的来看以后我们很容易知道，中国对于CNN不是一个特例，它对很多国家都一贯嚣张，但是却没有哪个国家想中国反应如此之大，是别国没有自尊还是别国人不爱国？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学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国家歌剧院取代了百年胡同的位置，凤凰古城成了商业新城，柔美的中国元素给拉成了生硬的线条，石板路下沉淀的不再是百年悠扬的历史，而是现代的喧嚣浮躁,新与旧必定是冲突不可兼容的么，还是我们的狭隘让他们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

“谦虚好学”，“有容乃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都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但是就是因为狭隘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真正的有容乃大，更无从谈及谦虚好学，自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变成了“宽于对己，严于对人”了。

我一直很欣赏鲁迅，李傲，柏杨，林语堂这样的作家，因为他们的一针见血，因为他们的淋漓畅快。但是每次看完他们的作品之后我都会忍不住想，他们一定要选择那么锋芒逼人么？我想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们会选择平和，谁也不愿意冒天下之的大不韪。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偏偏他们又是有良知的。他们对传统的反思、批判，实际上正是怀着对于国家、民族振兴那样一个巨大的愿望。但因为这种愿望的表达很困难，所以转为对过去传统一种冷峻的批判与痛斥。他们用尽全力去呐喊，希望去唤醒一些东西，但是他们唤来的除了冷漠还有伤害。越是清醒者，必定越要承受更多的痛。       

我们狭隘，所以我们不愿意听到异己的声音，不管这个声音是对的还是错的。虽然我们一直都知道“忠言逆耳”但是我们还是贪恋着甜言蜜语。改革开放那么多年，我们真正开放的只是经济之门，经济是在一天天的快速发展，我们也一天天的加快了步入现代社会的步伐，我们就在这种自我陶醉中自我安慰地觉得物质的丰富可以挽救文化的缺失，可以填充精神的空白。

长期压抑下形成的冷漠和圆滑。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教小民如何地藏头藏尾，国家的事关我屁事，而只去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用一句话，那就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向他们发泄自己想要做奴隶主的欲望；另一个项目就是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垂怜小民的嬴弱，踩的时候轻一点，不要剥夺我做奴隶的资格，孔老夫子把这叫做“行仁政”。

“在中国社会上，侠义情操已被酱成了‘管闲事’，对之没有一丝敬意，更没有一丝爱意，而只有讥嘲和猜忌。或尊之为‘傻子’，或尊之为‘好事之徒’，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笑柄，和千古以来最大的殷鉴。年轻人血气方刚，可是考虑不到这些，即令考虑到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柏杨先生早已老奸巨滑，我岂能惹这种无聊的麻烦？这正是我老人家的聪明之处，世人不可不知。盖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聪明过度，中国社会正是由这种无数聪明过度组合而成。而聪明过度是吝啬同情心的，这不能怪谁，同情心一丰富，就聪明不起来。

中国人同情心的贫乏，使狄仁华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团沸腾的灵性被酱成一条麻木的酱缸蛆，要它活泼起来，恐怕非一时之工可收效。”

孔子说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其话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翻译成白话就是：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国家大治，你却没有弄个官，丢人；国家大乱，你却弄了个官，也同样丢人。

这段“圣人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大概就是因为儒家的正统教育，在势利眼里只有努力适应，努力使自己安全那才是真正的聪明人。知识分子连稍高一点的地方都不敢去，对政治的腐败，小民的疾苦，事不干己，就高高挂起。如果太较真那看见了也就看见了，再有点感觉的会忍不住说说，但是说说的话必然会惹来麻烦，很有可能到最后落得个“里外不是人”，为什么？当事人会告诉你“谁叫你管闲事，活该！”。儒家思想中大多数都是教育我们如何去安于现状，踌躇满志，不要去冒险，很少去提到权利义务，很少提到竞争。他会大加赞赏颜回的清贫却不会去也不敢去研究使颜回穷成这样的社会原因和社会责任，更不会想要如何去改变这个社会，只是一味地教我们这些后世子孙“穷乐呵”，所以我们就在这种穷开心中一直保持着原始的思想模式。一直保持着被冠以“涵养”美名的冷漠和圆滑。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继承，其实在谈论这些丑陋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想我是否也是如此，生活在酱缸中的我们很多时候也在不知不觉中被酱缸染色。或许我们年轻的时候还能用尚存的一些纯真和冲动去表达自己对这些丑陋的愤慨，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阅历地渐长，我们学会了沉默，学会了冷眼旁观，学会了适应现实，于是丑陋也就成了一种习惯。在酱缸中大家一起麻木，一起慢慢地习惯，习惯一种无奈的圆滑。慢慢地我们忘记给自己提问“我们何时才不丑陋”……